消息传得比林天才预想的快。
北京製药厂的人还没到,协和医院的临床方案还没定稿,卫生部的电话已经打到了上海。
杨卫军按部里的意思,向几家重点研究机构通报了进展,不是正式发文,是口头通气,措辞也谨慎,只说“取得了阶段性突破,具体数据待核实”。
但“阶段性突破”这几个字从卫生部嘴里说出来,分量就不一样了。
上海抗生素研究所最先收到消息。
所长姓陈,五十出头,苏联留学回来的,是国內抗生素研究领域的老人了。
那天下午他正在实验室看发酵曲线,秘书推门进来,脸色不太对。
“陈所长,北京来的电话。”
陈所长接过听筒。
那边是部里一个熟人,说话拐弯抹角,先说了一通“部里很重视上海所的工作”,然后才切入正题:“部里有个新情况,跟您通个气。
协和那边有个课题组,在青霉素菌种上有些进展,產量做到了八千单位。”
陈所长以为自己听错了,“多少?”
“八千。培养基用的是非粮原料,不耗粮。”
陈所长握著听筒,半天没说话。
那边又说了一句“详细情况等部里正式通知”,就掛了。
他站在电话机旁边,一动不动。
秘书在门口站著,不敢走,也不敢问。
过了好一会儿,他才转身,走到实验台前,把刚才看的发酵曲线又看了一遍。
曲线平平的,最高点標著两千一百单位。
这个数他看了几百遍了,闭著眼睛都能画出来。
八千,不耗粮。
他把曲线放下,出了实验室,往会议室走。
“通知各室主任,开会。”
会议室里的人到齐的时候,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
有人带著笔记本,有人端著茶杯,有人小声聊著天。
陈所长坐在主位上,等大家都安静了,才开口。
“刚才部里来电话,协和那边有个课题组,青霉素菌种產量做到了八千单位。”
会议室里安静了一瞬,然后炸开了锅。
“不可能!”
发酵室主任第一个站起来,“八千单位?国际上最好的也达不这个数,他们才搞了多久?”
“用的什么菌种?哪儿的来源?”育种室主任跟著问。
“培养基呢?耗粮比多少?”工艺室主任也开口了。
陈所长抬起手,压了压,“培养基用的是非粮原料,废糖蜜、玉米浆、麩皮水。不耗粮。”
会议室里又安静了。
废糖蜜?玉米浆?这些不是工厂里倒掉的废料吗?
他们搞了这么多年,用的都是玉米浆、淀粉、葡萄糖,精贵得很。
现在有人告诉他们,用废料就能搞出八千单位?
发酵室主任坐下又站起来,“陈所长,这个数据核实过了吗?会不会是……”
“部里的口吻,不像是没核实的样子。”陈所长打断他。
没有人再说话了。
育种室主任是个女同志,四十多岁,搞了半辈子菌种选育。
她坐在角落里,一直没吭声。
这会儿忽然开口,“他们用的什么方法?诱变?融合?还是別的?”
陈所长摇摇头,“具体细节没说。”
“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?”她的声音不大,但语气里带著一种说不清的东西。
不是不服气,是想不通。
陈所长没有回答这个问题。
他看著在座的几个人,沉默了一会儿,“各室回去,把自己的工作梳理一遍。
看看有没有可以优化的地方,下周各室交一份报告上来。”
散了会,育种室主任没有马上走。
她坐在会议室里,盯著桌面看了一会儿,才慢慢站起来。
出了门,走廊里空荡荡的,她的脚步声在水泥地上迴响。
她想起几年前,国家把抗生素研究作为战略任务,从上海抽调力量北上,成立了中国医学科学院抗菌素研究所。
那时候她也是是被抽调的一员,本想带著菌种、带著资料、带著几年的心血,从上海到了北京。
后来她留在了上海,没去成北京。
这些年,她带的团队在菌种选育上做了无数试验,诱变、筛选、传代、再诱变。
最好的那株,產量做到两千八百单位,就再也上不去了。
八千,她想不出是怎么做到的。
华北製药厂中央实验室,是另一家接到消息的机构。
实验室主任姓马,四十出头,是厂里自己培养的技术骨干。
他接到电话的时候,正在实验室里看发酵罐。
工人开大了阀门,蒸汽噗噗地往外冒,声音很吵,他听不清电话里说什么,走到外面才听明白。
“八千?”他对著电话喊了一声,走廊里有人回头看。
掛了电话,他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。
实验室车间的门开著,里头机器轰隆隆地响。
他走进去,站在发酵罐前面,抬头看著那些管道和仪表。
这个车间是他一手建起来的,从设备安装到工艺调试,每一个阀门他都摸过。
现在的產量,两千出头。
他伸手摸了摸发酵罐的外壁,铁的,凉的。
晚上回到家,他爱人看他脸色不对,问怎么了。
他摇摇头,说没什么。
吃完饭,他坐在书房里,把以前做的实验记录翻出来看。
那些数据他太熟悉了,哪一年哪一株產量多少,不用看本子都记得。
他翻了好几本,又合上了。
第二天一早,他把几个骨干叫到办公室。
“部里有个新情况,协和那边有个课题组,青霉素產量做到了八千。”
几个人面面相覷。
“八千?不可能吧?”
马主任没解释,只是说:“咱们的工作不能停,但思路要调整。
下午,大家把手头的方案过一遍,看看有没有优化的空间。”
他没有多说,但散会之后,他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,把烟抽了好几根。
窗户开著,秋天的风灌进来,菸灰被吹得到处都是。
中国医学科学院抗菌素研究所,在北京。
所长姓周,五十多岁,也是留学回来的。
他接到电话的时候,正在审一份项目报告。
电话是部里刘副部长亲自打来的,措辞比给上海的通气更正式。
“老周,跟你说个事,协和那个课题组,出了些成果。
青霉素產量八千单位,不耗粮。
你们所也搞了这么多年,你看看下一步怎么衔接。”
周所长放下电话,没有马上开会。
他坐在办公桌后面,把这几年的项目报告翻出来看。
抗菌素研究所是国內第一家专门搞抗生素研究的国家级机构,从上海搬到北京,国家投了多少资源,调了多少人,他心里有数。
几年下来,產量从一千多做到了两千多,稳步上升,但离八千还差得远。
他想起当初部里成立那个课题组的时候,有人在他面前说过一句“卫生部自己也搞个组,是不是不放心咱们”。
他没接话,现在想来,不是不放心,是思路不一样。
他们走的是苏联的路线,纯合成、纯发酵,一步一步往前推。
那边走的什么路?废糖蜜、玉米浆、麩皮水,听起来像收破烂的。
但人家做出来了。
他拿起电话,拨了几个號码。
“通知各科室主任,下午两点开会。”
下午的会议,气氛比上海那边更凝重。
抗菌素研究所在北京,离部里近,消息更灵通。
有人已经听说了,有人在传,有人不信。周
所长把情况说了之后,底下沉默了很长时间。
“周所长,这个数据……”有人开口,又停住了。
“数据部里核实过了。具体的,等他们正式报告。”
“那咱们下一步怎么办?”
周所长看了看在座的几个人。
这些人跟他干了好几年,从上海跟到北京,吃了多少苦,熬了多少夜,他都知道。
但现在,有人走在了前面。
“咱们的工作不能停,但方向可能需要调整,我打算去协和看看。
亲眼看看他们的实验室,亲口问问他们的思路。”
没有人反对。
散会之后,周所长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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