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吸血鬼妈妈是退役魔法少女 - 第12章 朋友名单

    我看著他。
    “米哈伊尔。”
    “嗯。”
    “你现在是在对白塔代理首席说话。”
    “我知道。”他说，没有任何停顿，眼神也没有闪躲，“所以才说。”
    “您很孤独——”
    “够了。”
    我打断得很生硬。
    “你越界了，米哈伊尔。”
    他没有退缩，甚至连眉毛都没动一下。
    这让我更恼火。
    “你不是我的朋友。”我说，“我们认识一周，你替亚伯拉罕跑腿，帮我付过一盒巧克力的帐，在走廊里跟我交换过几句废话。这不构成任何——”
    “那谁是？”
    问题乾净利落，没有他之前那些fsb式的弯弯绕。
    “什么？”
    “您的朋友。”米哈伊尔说，“谁是？”
    “雨晴。”
    答案脱口而出。
    理所当然，毋庸置疑。林雨晴，翡翠，我曾经的队友，布拉格战场上从天而降的藤蔓，公寓厨房里留下的便签和炒饭，知道我的秘辛却从来不问为什么的人。
    “雨晴是我的朋友。”
    米哈伊尔等著我继续。
    像一个耐心的猎人，在雪地里等猎物自己走进陷阱。
    我下意识想开口，但又很快闭嘴。
    雨晴是我的朋友。
    这句话没有问题，这句话是真的，但是——
    但是雨晴上一次和我说真正私人的话，是什么时候？
    她在公寓里留便签，她做午饭。她在战场上出现、治疗我的伤、评价小忆“她很像你”。她给我证件、告诉我世界的变化、警告我亚伯拉罕的意图。
    她做了所有朋友应该做的事。
    完美无缺。
    但她有没有——哪怕一次——对我说过“你让我很担心”？有没有对我说过“你到底在想什么”？有没有在深夜两点给我打电话，只是因为睡不著、想找人聊聊天？
    没有。
    因为我不允许。
    因为我从来没有给过她那个空间。
    每一次她靠近那条线——每一次她的语气从“战友”滑向“关心你的人”——我就会用某种方式把距离拉回来。一句冷笑话，一个转移话题的动作，一次恰到好处的沉默。
    三十多年如此，也许更久。
    “然后呢？”米哈伊尔的声音不大，但即使在走廊的嘈杂里都显得格外清晰。
    我没有回答。
    因为没有“然后”了。
    雨晴之后，名单上是一片空白。
    亚伯拉罕？他是战友，是同盟者，是我信任的人。
    但他七十三岁，经歷过足够多的黑暗，我从不忍心把自己的那份也加上去。我们之间的关係建立在一种默契上——互相看见对方的伤疤，然后礼貌地把目光移开。
    斯黛拉？她在深夜的电话里请求我杀死她。那不是朋友之间会有的对话。
    尼克斯？它是一只猫（虽然是妖精）。一只聪明的、毒舌的、偶尔会说出令人心碎的话的猫。
    但它首先是斯黛拉的猫。
    琥珀金？我认识她不到四十八小时就带著她飞过了半个欧洲。她刚才在电话里说“您是一个很温柔的人”，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像是在小心翼翼地捧著什么易碎的东西。但她是后辈，是我应该保护的对象，不是——
    小忆。
    小忆是我的女儿。
    但我连她是吸血鬼这件事都没告诉她。
    十二年了。
    走廊尽头传来法庭方向模糊的说话声，有人在调试麦克风。
    “您和所有人都交谈。”米哈伊尔说，“但您没有和任何人说话。”
    我想反驳他。
    我在脑子里翻找可以反驳的证据——那些对话，那些夜晚，那些我確確实实说出了真实想法的时刻。
    和亚伯拉罕在伊克塞尔的公寓里，我告诉他我为什么收养小忆。那些话是真的。每一个字。
    和桑托斯在电话里。我描述了自己的诞生，描述了吸血鬼的诅咒，描述了永生的空洞。那些也是真的。
    和琥珀金刚才的通话。她说我温柔，我停顿了很久才说出“谢谢”。那个停顿间涌动的情感是真的。
    全都是真的。
    但——
    我说那些话的时候，我在做什么？
    我在向亚伯拉罕解释自己的行为动机，以便他理解我的立场。
    我在向桑托斯展示吸血鬼的本质，以便她做出关於核武器的判断。
    我在接受琥珀金的善意，因为拒绝会让她难过，而让一个正在恢復的伤员难过不符合我的原则。
    每一次“坦诚”都有一个功能。每一次“敞开心扉”都服务於某个目的。
    我交出的那些真相，全都是精心挑选的——足够真实以至於没人会怀疑，足够完整以至於没人会追问，但又刚好停在某条看不见的线前面，绝不多走一步。
    那条线后面是什么？
    我不確定自己知道。
    也许那才是真正可怕的部分。
    不是我在刻意隱瞒什么——而是线后面可能空无一物。
    两百一十三年的岁月，几百场战斗，几千个独自醒来的夜晚——也许那些东西已经把线后面的一切都磨平了，只剩下一片光滑的、反射著所有人目光的镜面。
    你看到的是你自己。
    而镜子什么都不是。
    “我有一个同事。”米哈伊尔突然说。
    语气变得日常，像在聊下班后去哪儿喝酒。
    “叶甫根尼。原来也是fsb的，后来跟我一起转到unopa。他人很不错，有三个孩子，大的那个刚上大学。业务能力强，人缘也好。每个人的生日他都记得，每年圣诞节他都会给办公室所有人买一份小礼物——那种带酒心的手工巧克力。”
    “有一天他没来上班。手机关机，邮件不回。我们以为他生病了，派人去他家，门没锁。”
    他顿了一下。
    “他在浴室里，衣服穿得整整齐齐，皮鞋擦得发亮。手腕上两道口子。”
    走廊里偶尔流动的风停了，或者没停。
    我分不清。
    “送到医院的时候还有气，抢救过来了。亚伯拉罕亲自去医院看他，问他为什么。你猜他怎么说？”
    我什么都听不进去。
    “他说『我不知道该跟谁讲』。”
    米哈伊尔看著我，目光里没有任何修饰。
    “不是没有人关心他。他的妻子爱他，他的同事尊重他，亚伯拉罕信任他。他被很多人围绕著。”
    “但他觉得——那些关心有一个形状。一个固定的、被双方默认的形状。妻子的关心是『你今天工作顺利吗』和『饭菜合不合胃口』。同事的关心是『报告写完了吗』和『周末有什么计划』。所有的对话都有轨道，所有的关係都有边界。”
    “他在那些轨道里走了二十年。每一条轨道都很安全，很舒適，很得体。”
    “但没有一条通向他真正站著的地方。”
    米哈伊尔的声音不高不低，不急不缓。但他选择在这个时候讲这个故事，本身就是一种情感。
    “叶甫根尼后来恢復了。”他说，“调到了日內瓦的办公室，换了个节奏比较慢的岗位。偶尔还会给我发邮件，问布鲁塞尔的天气怎么样。”
    “但那两道口子在他手腕上留下的疤痕。穿长袖也遮不住。”
    “他现在每周去看一次心理医生。我问他有没有用，他说——『至少有一个人是专门被付了钱来听我说话的，所以我不用担心打扰他。』”
    米哈伊尔把双手插进裤兜里。
    “我不是您的朋友。这一点您说得对。一周不到的相处不够构成友谊。也许一辈子都不够——毕竟您的一辈子比大多数文明的歷史都长。”
    “但我是一个看过很多人崩溃的人。fsb十四年，unopa六年。我见过线人在安全屋里哭到脱水，见过分析员在四十八小时连续工作后对著墙壁自言自语，见过外勤特工在任务结束后蜷在车里，不知所措。”
    “我也审讯过很多人。”
    这个转折让我的注意力重新集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