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吸血鬼妈妈是退役魔法少女 - 第13章 被吞噬的故事

    “极端主义者，理想主义者，恐怖分子。”
    他一个一个地列举，像是在清点超市的存货。
    “有时候这三个词指的是同一个人，有时候不是——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。”
    “什么？”
    “他们都有一个故事。”米哈伊尔说，“一个关於『我为什么走到这一步』的故事，一个被讲了太多遍、太完美、太流畅的故事。流畅到他们自己都分不清哪些是真的，哪些是后来加上去的。”
    “车臣的一个指挥官，三十四岁，背著十九条人命，其中四个是平民。我审了他三天，他给我讲了他的村庄被炮击的故事——讲了七遍，每一遍细节都分毫不差。语气，停顿，眼神偏移的方向，全部一模一样。我像是在反覆听一段录音。”
    “到第三天，我问了他一个不在他故事里的问题：『你妈妈做的饭好吃吗？』”
    “他愣了十五秒，然后他哭了。”
    “因为那个问题不在他的剧本里。他的剧本里只有『愤怒』『正义』和『復仇』，没有人问过他妈妈做的饭好不好吃，没有人关心那个部分的他。”
    米哈伊尔看著我。
    “然后他说了一句话——一句和他前三天歇斯底里完全不同的话。他说：『她做的酸奶汤总是太咸，每次都放很多盐，但我从来没捨得告诉她。』”
    走廊里，一名书记员推著文件车匆匆经过，橡胶滚轮碾过大理石地面，发出咕嚕咕嚕的声响。
    “您刚才在会见室里，”米哈伊尔一翻手背，像变魔术一样掏出一枚窃听器装置的接收器，“对著马库斯·范德贝赫、对著霜花和晨星，掷地有声地说了很多话。关於icc的政治博弈，关於审判的本质，关於魔法少女的职责，关於保护孩子，关於索菲亚的手术费。”
    “每一句都无懈可击，每一句都是您发自內心相信的东西。”
    “但那只是您的故事。”
    “您准备了两百年的、关於『我是谁、我为什么战斗』的故事。”
    “太完美了，太流畅了，合理到——”
    “你到底想说什么？”
    我的声音比我预想的更尖锐。
    米哈伊尔没有退缩。
    “我想说——您不能再这么继续下去了。”
    我愣住了。
    “您不能再这么继续下去了。”他重复了一遍，“那些极端主义者，那些我审讯过的人，他们不是一夜之间变成那样的，没有人是。”
    “他们是一点一点被自己的故事吞噬的。”
    “先是有一个创伤，然后是一个解释——『我为什么会受伤』，然后是一个使命——『我要做些什么来回应这个伤痛』，然后是一个身份——『我是执行这个使命的人』，然后，使命变成了全部。创伤被埋在下面，越埋越深，深到他们自己都够不著了。”
    “他们以为自己在为信仰而活，但实际上，他们在用信仰代替活著。”
    “您也一样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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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您用『魔法少女』代替了活著，用『母亲』代替了活著，用『战士』『指挥官』和『保护者』代替了活著。您披上了那么多层盔甲，扛下了那么多职责，满足了那么多个需要您的人——”
    “但在所有这些头衔下面，那个您在和秘书长的电话里提到的、1811年在维也纳森林里醒来的存在——”
    “她还在吗？”
    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动的手。
    只是忽然之间，我的手已经攥住了他的西装领子，拉著他大衣的翻领，用力向下一扯。
    隨即我意识到了什么。
    一米六出头的身高，十七岁的脸，拉伸著手臂仰头揪住一个高出自己將近二十厘米的男人的衣领——这个姿势看起来荒唐透顶。
    我大概像一只炸了毛，正努力扑向人面门的猫。
    一名路过的法院工作人员停下脚步，看了我们一眼，隨后立刻移开视线，低著头快步逃离了现场。
    大概以为撞见了什么奇怪的家庭纠纷。
    “米哈伊尔。”
    我的声音很低，低到只有贴著他才能听见。
    “嗯。”他说，甚至没有试图挣脱，就那么平静地看著我，像是早就预料到了这个反应。
    “你讯问过极端主义者、理想主义者、恐怖分子。”
    “是。”
    “所以你觉得你懂我？”
    “不。”他说，“我不觉得我懂您。”
    “那你凭什么——”
    “我凭的是——”某种一直被他压在语句底下的东西终於浮了上来。
    “我凭的是，那些人，那些我审讯过的人里面，有一些部分是好人。”
    我的手在他的衣领上无意识收紧。
    “车臣的那个指挥官，他是个杀人犯，但他也是一个眷恋母亲做的酸奶汤的儿子，这两件事同时为真。”
    “巴基斯坦边境的一个炸弹製造者，二十二岁，大学没读完就加入了组织。他在被捕的时候隨身带著一本英文原版的济慈诗集，书角都翻卷了。他告诉我，他最喜欢的一首是《夜鶯颂》。”
    “南奥塞梯的一个狙击手，女性，三十一岁。她的任务是猎杀乔治亚的军官，三年里十七次確认击杀。我问她晚上闭上眼能不能睡著，她说能；我问她怎么做到的，她说——『我数窗帘上的褶皱，每天晚上都数，数到第四十七个的时候，我就睡著了。』”
    “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。”
    “他们都以为自己的故事已经写完了。”
    “车臣人以为自己的结局是『为民族復仇的战士』，炸弹製造者以为自己的结局是『殉道者』，狙击手以为自己的结局是『数完最后一个褶皱的那个夜晚』。”
    “他们的故事太完整了，完整到没有留下任何空白——任何可以被新的经歷、新的人、新的可能性填补进去的空白。”
    “而您——”
    他的声音降到了几乎是耳语。
    “您的故事也快写完了，猩红。”
    我的手开始不受控制地发抖，某种更深、更古老、更难以名状的东西，正在我的胸腔深处疯狂翻搅。
    “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”我说。
    “也许。”他承认，“我可能完全错了，毕竟我只认识您一周。”
    “但我也可能没有完全错。”
    “而如果我哪怕只有百分之十是对的——”
    他的目光落在我攥著他衣领的手上。
    “那您现在这个反应本身，就已经回答了您刚才的问题。”
    什么问题？
    我没有问过任何——
    然后我意识到了。
    她还在吗？
    而我的回答，是揪住他的衣领。
    就像是一个被戳到痛处的孩子，在被揭穿的瞬间，不是选择解释，而是选择挥拳。
    如果他说的那些话完全无关紧要，如果我真的像我以为的那样坚不可摧，我应该笑一笑，说一句“你想多了”，然后转身去法庭。